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充满着诱惑、财富、奇迹的经济名词概念，与其说是一种适应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主张、思想体系，还不如直接将其说之成是现代右翼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至少在郜归仁将军看来，这种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轰然倒塌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时候，存在于金融寡头、国家政治的博弈之间，甚至是在当初西方社会开始认真反思自由市场经济，人们越发的认真地、严肃地置疑这种经济学理论的时候，这幽灵样的思潮依然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任何具有财富的角落里，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从上海陆家嘴到已然是支离破碎的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到处都是充斥着这如同迷雾样的‘可怕’力量。
或许说，如果不是这次的北美之行关系到共和国在这新一轮的‘力量’博弈中的最终地位，郜归仁也不会不远万里的远渡重洋，来到这片熟悉而又充斥着新鲜感的城市。
和一直穿着那身松枝绿的雷石、蔡兴宇、郑仁罡他们不同，工作性质的原因使得郜归仁和纳兰平初从来没有能够以一身戎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场合。
纳兰的脚步永远都是遍布在充斥着战争、罪恶、间谍和死亡的热点地区，在费尔干纳谷地，到南美丛林，从中东沙漠到非洲荒陆，似乎他那显得苍白甚至带有些病态的面庞下总是更多的充满着冷酷和杀机，他那单薄的身体更多的总是扛起着秘密战线上的重责。
而郜归仁那泛着书卷气的笑容却总是和他那身裁剪得体的手工西服而相衬，或许多数的男人在忙着选择今天是该穿一身杰尼雅，还是选择一套阿玛尼的时候，郜归仁总是以一身极为合体的纯手工制作的意大利西服和那洋溢着自信、不屑与极具亲和力的笑容，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酒会、金融会议等等高级社交场合，似乎他更像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商界巨子，而不是一个总参2部的情报人员。
伦敦、新加坡、纽约、法兰克福、墨尔本、巴黎，穿梭在世界各大洲的金融中心城市上空的民航客机的头等商务舱内，似乎更是常见郜归仁的身影，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那间办公室内，则是常常可见他对窗皱眉思考的背影。
“致命的搏杀不一定存在于彼此的枪口之间，或许更是血腥却又无形的博弈更多的时候只是在片刻之间，随着显示屏上的红绿色荧光数字的跳动而开始、终结。”这句话时常被郜归仁挂在自己的嘴边。对于工作于他手下的那些既是情报人员，又是衣冠楚楚的‘金融高管’们来说，其实更多的时候，‘老板’的话语并不是很多，但却每一句话都点到了‘要害’。
“在你们的指尖下所流淌着的每一分、每一毫、每一厘，都是国家的资产，都是建国六十余年来，亿万纳税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往往在每一笔‘交易’开始的时候，郜归仁都会向自己的‘职员’们重复着这样的话语。
“当人们在呼吁那些制造视伦理道德于不顾的经济精英和金融巨鳄的世界各名牌大学应该进行反省，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多‘垃圾’的时候，流水线一样的大学课堂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垃圾’制造，这是为什么？”总是洋溢着笑容的郜归仁时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而每一次的提问的答案也从来都是并不相同的。
“因为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国家，都需要自我的金融管理体制。”
“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掠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同时守住自己的钱包，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
“18世纪之前的战争是为了获得土地，19世纪的战争是为了殖民地的商品倾销，20世纪的战争是利益的划分，而21世纪的战争呢？更多的只是财富的掠夺。”
此刻，一向以来都是极为自信，同时又是衣冠楚楚的郜归仁不再是那个在公司会议室的题板前、卷着袖子、意气风发的学者模样，也不是那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的绅士，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流亡海外的日本复国运动分子的打扮。尽管是很低调、不引人注意，但多少从他的眼中，人们只能看到一种淡薄的隐约和悲戚。这是很多流亡在北美、欧洲的日本人共同的目光。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华盛顿？相信如果知道郜归仁的身份的人都会提出共同的疑问。或许此刻坐在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凯托克廷山公园的戴维营-山杨屋里的那一众的美国政府官员们如果知道郜归仁的真实身份，并得知他已经出现在华盛顿特区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中国人所来的目的。同样，如果此时欧盟的那些政治高层人士们知道这一切的话，他们也会知道为什么郜归仁会出现在华盛顿，而不是纽约。
这一天的P.D.B（President's Daily Briefing总统每日简报）上也有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这一段的往事或许应该从前两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海啸说起，尽管那一次几乎使得东盟陷入在万劫不复的灾劫之中的风暴已经被某些‘金融势力’指出是为中国人的一场阴谋，一场利用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其实巨大的几乎可以毁灭整个金融市场的‘热钱’暗潮，而疯狂的冲涌向在这之前已经连续两次遭受金融风暴打击、而饱受重创、几乎脆弱得不能再脆弱的东盟国家的经济体系，使之最终陷入崩溃的巨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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