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的长安城选址较之历史上向东偏移数里，这就使得原本历史上一些地标景物在城中的位置也都发生了改变，而一些后世耳熟能详的代表建筑则更是大多数都不存在，未来是否会营造起来也未可知。
就好像后世名气颇大的曲江池，本应坐落在长安城的东南角，但今却是位于城南启厦门外，并不处于城中，而且规模也远没有后世那么大，仅仅只是少陵原北面一处季节性的渠池，靠着春夏降水和塬上一些时断时续的沟谷来补充水源。
在长安城还没有迁到龙首原这一处新址的时候，地处少陵原边缘地带的曲江并不算多么出众的一个地方。正如当今至尊早年初入长安的时候，龙首原因为水源匮乏也是一片荒芜之地。
曲江的荒废则是因为水涝频频，因其地处少陵原北面沟谷之间，每逢春夏雨季，塬上的降水便顺着坡谷汇入这一片洼地，曲江本身又缺乏一个蓄水排涝的整体规划，因此每到了这时候便成了水流淤积泛滥之处，难以进行耕垦和居住，反倒成了蚊蝇的乐园，自然被人所嫌弃。
长安新城规划的时候，曲江虽然地近新城，但却并不位于主城区的范围之内，而且收拾起来又太过繁琐，故而同样没有被纳入整改计划之内。甚至由于其地太过荒废，还曾一度有人提议不如干脆将之完全填平，但也因为用工量太大而没有被执行。
长安城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曲江虽然已经地处近郊，但当时城中都还比较空旷冷清，自然也乏人关注此间。可是随着都畿日渐繁华，连带着近郊周边也逐渐受到关注之后，却有人突然发现曲江这一片荒废多年的地方竟也早被圈禁围起、大造园墅。
之前曲江远离城邑、所在荒凉，自然乏甚开发的价值，可是如今随着长安城迁移过来，此地恰好位于城外南郊，位置极佳。
若能置业于此，既可以就近感受京畿的繁华，同时还能不失郊居别业的清静，可谓是两全其美，当然前提是得把曲江彻底的修整一番。
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实在不怎么好解决。直到有人进言有司，建议自终南山开凿一条河渠穿少陵原而向北，可以比较便捷的将终南山所产竹木石材等建筑材料运到京南，便于公私取用，同时这一河渠流经曲江后又可折道向东汇入龙首渠中，解决南郊曲江的春夏淤泛问题，并且其人还表示愿意主动承担疏浚拓宽曲江渠池的任务。
在长安城的建造过程中，公私合建本来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城中许多权贵大族为了能够在新城获得一个心仪的住宅，仅仅在坊曲刚刚划定范围的情况下便请示有司而后派遣家奴入场修造宅邸，当城池框架形成的时候，这些大宅也已经落成。
有司在收到这一提议之后又派遣官员实地考察一番，于是便答应了这一方案。而那提议之人当然不可能只是做白工，他希望在曲江渠池疏浚拓宽之后能够获得曲江沿岸一百顷的土地。
一百顷的土地面积自然不算小，可是跟疏浚拓宽曲江的用工量相比又不算什么了，一些世族豪强乡资园业动辄几十数百乃至上千顷之多。固然曲江畔因位于京畿近郊而有些特殊，但在当时长安城都还在营造过程中，为了能够保证工程的进度以及降低整体的用工成本，这样的合作也是各取所需。
此人在与官府达成合作之后，当即便又前往游说关中诸雄族大户，表示愿意近畿园墅美业相赠而借使部曲卒力。经其一番奔走游说，许多大族也为其说动从而加入进来，一起用工将曲江给疏浚整改一番，而后绕池圈地，大造园墅。
这名游走在公私之间、凭着一番筹划建策便将荒废多年的曲江给重新营造起来的人，便是韦鼎。其人也因此在曲江畔坐拥一座占地七八顷有余的园墅，不必像其他江东来客一样无头苍蝇一般的在城坊间乱蹿而无处安身。
王冲与韦鼎并不熟悉，此番有求于人才特意打听了一下其人事迹，这才发现韦鼎在长安的处境可比他想象中要好得多，远不是他所设想的那种同是异乡落魄、需要互相扶植的情况。
原来这韦鼎早数年前便来到了关中，并曾在当今至尊履极之前所建造的家学学馆中担任客卿学士，算起来甚至都可以称得上是从龙功士，而非与他们一样的亡国之人。
那在京郊巧置产业的事情还是韦鼎入关之后诸多事迹中的一桩，另有其他事迹不胜枚举。不过王冲入京之后便寄居梁国公府，连日来走访交际也都是长安顶级的权贵，因此与韦鼎之间便乏甚交集。
“常闻韦鼎通晓阴阳、明辨善相，今知其事，当真所言不虚啊！”
在前往拜访韦鼎的途中，王冲便忍不住一再感叹道。他入京之后诸事不顺，落寞之余心中也越发钦佩那种能够审时度势、早早的谋身自处之人，免于遭受如自己这般随大势起伏而际遇顺逆难测的苦困。
韦鼎家的曲江墅距离城南启厦门仅有数里远，哪怕步行也不过一刻钟有余便可抵达，交通可谓是非常的便利。
园墅占地广阔，近傍曲江，另一侧则是台塬沟壑、遍植桃柳，大得山水意趣，另有数顷桑园田地、真可谓宜居宜产，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绝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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